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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9297澳门威尼斯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9297澳门威尼斯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和平会议上,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参加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多半是具有法律背景的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去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行为。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国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界更把中国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的。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是21世纪,而不是18世纪、19世纪的世界。9297澳门威尼斯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首先是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正如以前讲到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火车主要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此,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兴建了部分铁路,建设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必需的规模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到1903年才出现。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传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太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Allen、JeanPascalBassino、MaisonFrancoJaponaise、ChristineMollMurata、JanLuitenvanZanden)做了一个题为《Wages,Prices,andLivingStandardsinChina,JapanandEurope: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据马德斌以及同仁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工业技术到金融技术、到现代学术、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资本全球化卷入中国。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正好是1907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世界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停止,但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1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赢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有了这些,尚德在2007年的销售才有可能突破12亿美元,超过乾隆朝廷、道光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9297澳门威尼斯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在1930年美国、英国、西欧等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各国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的关税平均为13%,法国的约为20%。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上升到50%,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关税都升到75%~80%,法国的关税升到97%,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从1914年一战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1年间,是过去200年中世界贸易格局最黑暗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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